哥萨克既是士兵又是农民，士兵在历史上通常扮演的是镇压者的角色，农民则永远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而在哥萨克人身上，这二者融合的是那么自然。马，酒，枪……这些元素反复出现在小说中，成为哥萨克人的一部分，既是顿河画卷中的点缀色，有时候又成为小说的主旋律。只有粗犷的民族才于这些词汇连接在一起，当这些词汇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符号时，读者就会感知到这个民族的成长之路是从血与火中走来的。这些人物和事物从开篇起，就像山巅初融的雪水，每个哥萨克都是一颗微小的水滴，组合为一体时就迸发出巨大的感染力，读者在阅读时会被这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着，尽情体会哥萨克的粗鲁野蛮、单纯幽默，保守和卑微，会认识一群奴隶的后裔，一群不屈的战士，一群小农意识支配下的农民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性的魅力贯穿全篇，使得小说成为和谐统一的整体。
按照镜头构建法的分析，《静静的顿河》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算是近景，人物所处的战火烽烟是中景，在这一切的背后的远景，则是绚丽所彩气象万千的顿河风景画，从春天到冬天，肖洛霍夫不厌其烦地描绘着那片博大的土地，每一朵顿河的浪花，每一片草原上的草叶，每一朵苍穹上的繁星，还有春水泛滥中的鱼群，麦浪翻滚中的大雁……只有在俄罗斯民族那样宽广的土地上才能诞生这样的情感，只有这样的土地才能诞生这样的作家。一个蜷缩在城市胡同中作者永远不可能有博大的心胸，他不可能体会到草原之美的，他也永远弄不懂，为什么有的作家会痴迷于描写高天上的流云和草地上的蝴蝶。
有人说过，老舍先生的《茶馆》有一点非常厉害，那就是剧中人物往往只有之言片语但读者却能从这片刻的出场中窥见此人的性格，肖洛霍夫同样具备这样的神来之笔，在顿河中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简短的感叹，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速写。俄罗斯小说家一向是擅长对话描写，肖洛霍夫的《顿河》也不例外，在这里我想说到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妥斯脱耶夫斯基，与之相比较，妥斯脱耶夫斯基推理式的对话就显得拖沓和枯燥。肖洛霍夫出身乡村，对乡村俚语方言的运用，大量的哥萨克歌谣穿插其间，或悲或喜，信手拈来，神韵自成。因为作者的心属于那片土地，因为作者爱那片土地，所以，无需取巧，一切尽在掌握中。而读者应该感谢的除了肖洛霍夫，还有译者。王小波说，最好的文章是译文。我深以为然。我先后买过两个版本的《静静的顿河》，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的显然不如漓江出版社这一版，漓江版的译者力冈，据说是翻译俄文的权威，单从这本书的翻译上来看，权威是肯定的。他译出了小说的神韵，也译出了哥萨克人的灵魂。
我一直认为，当小说脱离了土地，脱离作者所赖以生存的根基，脱离民族性，地域性，脱离了作者的本体性，那么，小说就已经死亡。一篇中国人的小说读起来像美国人写的，一个日本人的情感看上去更像一个印度人的，这这样的小说是失败的。人本小说根本上讲是对小说的背叛，一个人从降生时起，他就不可能没有国籍，没有地域性，对于一个中国作家来说，他（她）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人，泛人性论同样是对人性的亵渎。
美有内在统一的本质，又以千姿百态的表象展现出来，雨打芭蕉是美，金戈铁马也是美。当然，这取决于读者主观的审美情趣，审视一种风格的文字，宛如看风景，比如大漠黄沙，一个旅行者看到的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浩瀚、苍凉、雄浑等等，而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土著，必然抱怨自己所处的穷山恶水，这不是矛盾，只是观看者所用的角度不同。我姑且把自己当成一个顿河边上的旅行者。
诚然，《静静的顿河》一书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在它获得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瑞典人也提到：“肖洛霍夫在艺术创作中并没有什么创新……现实主义这一手法，与后来的小说创作艺术出现的一些模式比显得简单而质朴……”我以为，小说的终极目的在于表现小说家想表现的思想，传达小说家想传达的观点，讲述小说家想讲述的故事。当小说最终产生了力量，使读者产生了共鸣，让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创作这个小说所用的艺术手法就是成功的，就是胜利的，无所谓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小说是表达思想，宣泄情感，而不是买弄技巧，以金庸小说里的人物为例，黄药师武功的奇巧华丽可以成为大师，郭靖的敦厚凝重也可以自立一家。
现实主义过时了吗？没有，每一种现代主义离开了现实主义都会成为无根之水，成为空中楼阁。小说不是隐藏，不是让读者在迷宫里晕头转向，也不是让读者赞叹建筑迷宫者有多么高超的手艺，更不是小说家躲在斗室中的孤芳自赏。作为小说家任性的肆意妄为和心血来潮，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实验，这些实验令人尊敬，但到今天，没有一种小说手法的成就能够超越现实主义，也没有一种现代技巧能够构建起《顿河》这样一部宏大的哥萨克史诗。
瑞典老人们对《顿河》获得诺贝尔奖的决定时指出，“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在六十年代的前苏联，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处在那个时代那个国家中的作者，在那时，能够不娇柔不做作不掩饰，能够以正直的决心和正直的良心来描写真实的人性之美，站在与《日瓦戈医生》《古格拉群岛》的同等意义上，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理应获得读者更多的尊敬。
当一个作家从内心归属于一片土地时，他的血液里就流淌着那片土地的精神、传奇、风采、历史及其崇高的形象，而那片土地所传达给他的某种特殊启示，将凝聚成这个作家毕生赖以表达的字符，在他的这些字符里所传达出来的，是那种最擅长抒发心灵和情感之美的语言，他不是从世界文学的潮流中，不是从书架上的字纸堆里，而是从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长葡萄的平原或积雪的高山之间获取灵感，获取文字的力量和决心，只有对土地的眷恋和心有所属，他的文字才能如此从容不迫和富有个性。
毋庸置疑，《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好作品，是经得起时代的验的文学经典。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是苏联主流文学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这部作品居然被苏联官方接受和认可，并且还竟然一度被官方视为主潮文学中的一部“红色经典”，显然是有一定的不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关于这部作品问世过程中的蹊跷已有许多考证文章进行了论证。
让人惊讶的是，该小说无论从哪种角度去看，都是对斯大林时期苏联主流文学中的乌托邦情愫的颠覆，其反乌托邦情感是异常明显的。当肖洛霍夫在中国“反修防修”运动中“不幸”沦为“最反动的作家”，他的《静静的顿河》也随之成为最大的“毒草”时，中国人才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地看出了这部作品对苏联30年代主潮思想的颠覆。
这部史诗般的巨著真实地表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和斗争。他们的心酸、苦楚、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对土地的眷恋、蛮性与善良相交织的质朴的本性，均在男主人公葛利高里和女主人公阿克西妮娅、娜达莉娅身上体现出来。他们的痛苦与悲哀，欢乐与幸福均来自他们真实的人性。而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犹豫选择和最后的迷茫，隐含着社会的悲剧和历史的荒诞性。小说一方面出色地描绘了哥萨克人本真的生活。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沃土上，劳动、恋爱、繁衍，纯朴而焕发着生命的激情。葛利高里与他的情妇阿克西妮娅之间的情爱，正体现了他们生命力的旺盛与冲动。另一方面，小说刻画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残酷与冷漠。小说中对布尔什维克党员彭楚克和柯谢沃依的描写，突显了他们身上的残酷无情。他们在作家笔下成了革命的机器，成了政治原则的化身，他们的自觉性与葛利高里的本真性成了鲜明的对照。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将革命风暴带到了宁静的顿河草原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哥萨克农民们被迫迎来了历史的变动。葛利高里在这场残酷的动荡中必须做出人生的选择。
他选择的标准其实很朴素：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只要谁能使他自由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想吃什么就种什么，想爱哪个姑娘就去追求，无拘无束地过日子，那么他就跟谁。葛利高里是个自由纯朴的哥萨克，他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徘徊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简单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此简单的要求，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也无法实现。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都无法满足葛利高里这一最基本的生活愿望。最后，他也只能抱着冤死的阿克西妮娅的尸体，缓缓走向没有出路的未来。
革命究竟给普通的哥萨克农民带来了什么？从小说悲剧性的结尾中，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某种暗示。小说对苏联国家乌托邦主义的颠覆是相当明显的。也正因为这部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反乌托邦性，使得它在苏联斯大林时期的主流文学中显得十分特殊。然而，应该说，这部身份可疑的主流文学作品，在客观上为斯大林时期并不景气的苏联主流文学写下了最精彩的一笔。
小说对哥萨克人生活的真实到位的描写，对他们情感世界的准确深入的展示，对历史悲剧性的深刻把握，均显示出作者第一流的笔法。这对于年仅20多岁的作者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而肖洛霍夫在他以后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再也没有了如此出色的艺术概括才能。的确，将60年代那个颐指气使的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文坛政客肖洛霍夫与《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联系在一起，着实也容易引起人们的疑惑。这也许成了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这部巨著的作者权产生争论的重要诱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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