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要弄清中国的乡土性，就必须要从生产工具、土地、文化、家庭等方面来综合分析研究，找出有中国乡土性代表性的因素。在结合社会学有关理论，充分找出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及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讲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乡土性的国家。
费孝通先生在此书开篇第一句就言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希望通过《乡土中国》一书来探讨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凡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此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农村是整个中国的基层，中国现存与新兴的很多阶层都是从农村分化出去的，因此研究乡村问题对于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什么是“乡土”，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全书开篇就着重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泥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正是土地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荣光，但也是土地束缚了我们向上飞的翅膀。在乡土社会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生活的常态，一块能用脚步丈量其长短的土地，可能就黏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一生。固定的生活模式、熟悉的生活人群、不流动的'生存空间、在各自孤立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的“熟人社会”，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长大到死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和安全感，契约与法律在乡土社会中反而成了多余之物，因为维系着乡土间信任关系的是一种由熟悉而带来的可靠性，但这种“约定俗成”却往往格格不入于当下这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根”还是不变的，他们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仍然会在新的村落中延续旧的习惯。
在乡土社会之中，文字也是多余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乡土社会没有文化，更不意味着乡下人是“愚”的。在乡土社会的人们更加重视文字的有用性。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但是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社群”。相对狭窄的人际交流结构与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文化只需要横向之间或者纵向几代人之间经验上的传习，而文字却是因为人们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的限制而产生的，归根到底，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中发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近乎于“重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单凭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词不一定要文，中国古代的劳动者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以《诗经》为例，《诗经》的风部集合了各地民歌，其中就包括最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桃夭》等等，这些民歌在乡间口口相传，但若无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可能这些名篇就难以传世。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初步推行文字下乡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也就成为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人“私”的毛病也是有章可循的。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法，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来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但是这个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伸缩能力的，《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体现了这个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书中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子：在贾府鼎盛之时，只要沾亲带故之人都可以包容进这个圈子，但到了风雨飘摇之时，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了。圈子的大小与“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都休戚相关，在这种由一个个社会圈子所组成的社会之中，群己的界限就模糊了，公私的范围也就有了相对性，“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德行。
费老在《乡土中国》开头就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话是不错的，自古以来，我国人民都把乡土看得极为重要，古语有言：“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铭于斯，其魂气无不之也，其死而有不澌者矣。”也恰恰体现了中国人对乡土的依赖。
区区十四篇散文，却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地简述了中国人的乡土性，费老举的几个简简单单的事例，立足于社会现实，用我们极为熟悉的情境做论，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在讲述乡土社会的同时，也深层剖析了我们的礼俗习惯形成的原因，让我们对自己、身边以及我们这个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第一篇的<乡土本色>概括总结了乡土社会的本质是人们对土地的依赖。立足于“土”，所谓土，即泥土、土地，而引申义则为土气，而城里人也用这个字来表示对乡下人的看不起。实际上，土地是农民的命，他们正是依靠土地生存，同时，土地也是他们最基本的保障，而土地又是不会移动的，因此农民世代定居于一处，基本没有变动。包括所谓的城里人，往前数几代，也必是农民出身。我们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除因为炎黄所处的部落，位于中原地区，历史渊源极长外，也因为炎黄部落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通过农耕自给自足，无需像游牧民族那样与险恶的大自然做斗争。
现代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所一步步演化而来的，人们沿河而居，以土为生，由此我们与土地的渊源颇深，“安土重迁”的性格、“落叶归根”的思想也早已深深融入我们的骨血中。费老在文中也举出中国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要尝试种些东西的例子，深刻展现了中国人对土地的重视与依赖。
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城里一天天富了起来，乡下也没了往日的平静，现代化工业对乡下的土地开启了新的征服。乡下人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背井离乡，到城里去寻找所谓的幸福，渴望在城市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正如费老所言，“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
可异乡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被称为农民工，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他们是永远的流浪者。他们到底幸不幸福，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他们拼命往城市里去，往高楼上爬，渴望看到更辽阔的天空，但他们终究是要回去的，他们属于大地。
再说<文字下乡>，城里人总说乡下人“愚”，乡下人真的不聪明吗？不尽然。归根结底，只是因为乡下人知识不够。费老举例：不识文字、看到汽车慌了手脚……然而也用城里人“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城里孩子不会捉蚱蜢来对比论证得乡下人“不愚”的结论。费老之后又详细分析了文字的作用，而乡下人“面对面的社群”对文字的需要没那么迫切，不必见面就能知道对方是谁。而文字只是一种工具，是间接的说话，而且这个工具还不太完善。所以在“面对面社群”中更没必要舍弃更为完善的语言而去选择文字来传情达意了。
除了共同语言外，还有“特殊语言”，此外还有面部表情、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也就是费老说的“象征原料”，越是熟悉，简单语言密切配合其他象征原料越频繁，也越容易表达情意。在乡下人的熟人社会中，语言就更加少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为了紧跟时代，文字下乡也是必须推行的，但在推动文字下乡之前，必须先考虑文字和语言的基础。
上述基于空间阻隔讲述文字的作用，因为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空间阻隔几乎没有，有什么事情可以当面说清楚，不需要求助于文字，因而其也没有迫切被需要。然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中，费老提到除了空间阻隔外，还有时间阻隔，分两方面，即“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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