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中国人是含蓄的，是有秩序的，是有“礼”的。这本书以浅入深出的方式将中国社会剖解出来，且又富有生活气。既是通俗易懂，又值得一读。
费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在中国社会学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要了解日本文化很多人会去读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要了解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则离不开这本《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老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根据他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课内容整理出来的书，37年后的1984年由三联书店重刊。主要依据当时乡土社会的人际生存现状、社会结构、交往方式等，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完成。该书中的乡土中国，其实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各种元素，再看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可以发现费老的很多说法如今仍然拥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文中开篇就指明了乡土社会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乡土性，这也是整篇文章的基础。正是在乡土性的基础之上，作者延伸开来得出了很多结论。乡村社会的乡土性导致了不流动性，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乡土社会的特性：礼俗社会，文字的相对不重要性，差序格局，无讼无政，家族的基本结构，血缘社会等等。整篇文章是一种横向思维的视野，将乡土社会不同部分的不同特性以此剖析。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费老笔下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这个圈子具有伸缩能力，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能放就放，能伸能缩。这是自己主义产生的源泉，也是中国小农意识、自私自利产生的另一种诠释方式。中国人在国际友人眼中永远顶着“自私”的帽子，没有集体、国家意识，永远想着自己及小家的利益。因此他们只扫自家房前雪，他们为一己之利损害大家的利益，他们目光短促、心胸狭隘，他们不顾天下苍生只顾自己安乐。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看客，这些看客在鲁迅作品中都以群像出现，是一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落后的群众，居处在偏僻、闭塞、愚昧、落后的中国乡村，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毒化和侵蚀，已积淀在他们的精神骨髓中，并在他们思想、心理、性格、言行中自然而非自觉地表现出来，于是他们愚昧、麻木、无聊、庸俗，于是他们集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的劣根性，以及我们民族精神中的严重痼疾甚至于人类某些弱点，即安于命运，麻木顺从，既受人愚弄，又愚弄他人的性格特征。
不仅以前的文人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当下也有很多人在反思。昨天和同学看完了姜文的《让子弹飞》，这是一部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影片。姜文一改以前怀旧、缓慢、意识流的风格，在这部新片中注入了很多反讽、黑色幽默的东西，使得商业大片的背后也有很多让人反思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国民愚昧自私的劣根性。费老先生在开篇就意识到，已经有一种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逐渐产生，在这里可以称之为城市社会。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如火如荼，乡土社会确实在逐渐土崩瓦解。可尽管如此，乡土社会中的很多特性却残留了下来，并在城市化中畸形发展，这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基层民众都面临了很多困惑。最近“黄山门”事件愈演愈烈，复旦大学面临着严重的公关危机。事情可能不像网络舆论中所说的这么简单，但归根结底，广大网民还是在指责国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费老先生笔下属于乡土社会的特性，在中国一流大学的学子们(所谓的知识阶层)身上出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于是很多人开始称中国为“大国”，但大国绝对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中国在这方面也还需要继续努力)，国家软实力、国民文化素质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风范和气派，而如今中国依旧充斥着小农意识和小市民意识，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乡下人进城穿了套西装，脚下却依旧是双解放鞋，显得不伦不类。
《乡土中国》后半部分主要剖析了皇权、官僚、绅士的关系。皇权拥有至上的权力，是天下的拥有者;官僚并非天子的家门，并不和皇上分享政权，他们不过是臣仆、是行政机构;而绅士是退任的官员或官员的亲戚，他们没有权力但是有势力，他们在官僚机构的庇佑下虎虎生威。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只不过名称有变而已，“士”变成了政府官员，“绅士”则变成了“官二代们”。官二代文化或许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人情、礼俗而非法治为基础的传统也为官二代文化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这几年公务员考试非常火爆，这是个很值得人们反思的现象。首先参加公务员考试人员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秉着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好公仆的目的从政的，大多数的人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在得到官僚体制的特殊庇佑。当然每个人都是要生存的，有一定程度上追求物质无可厚非。但官员是特殊的职位，他有一定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间接领导者。当一个社会上的官员都没有了责任心而沦为物质的奴隶时，这个世界是可怕的。其次，相比公务员固定的收入外，大家更加看重整个官僚体制的庇护作用。这是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沦落。如今官员与官员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保护的体系，各种有需求保护自己的势力都在向官员靠拢，商人表现的尤其明显。于是出现了，出现了。
初读《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只对先生所提观点一百个不赞同。先生在两篇文章中分别从“时间阻隔”和“空间阻隔”两个角度论述了乡土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没有推行“文字下乡”的需要，原因是在“面对面的社群”中无需文字就可以很好的交流和生活，文字的使用不但无意义更有可能画蛇添足。先生的论据是在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农村，人们的生活是相对固定和封闭的，经验和文化的传承完全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实现。看到这些，我心中却有无数个反驳的理由。我虽不赞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仍然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字读书是帮助人们脑洞大开的重要途径。只因封闭无需识字其结果岂不是更加封闭。思来想去，感觉唯一能让我尚且接收书中观点的理由就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而先生在书中的观点也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探索性开拓。正如在84年图书重刊时先生所言，“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
然而，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我认为《乡土中国》必有它的独特价值。所以再读，而细读之后确实让我眼前一亮，不得不感叹先生思想的前瞻性和观点的独特性。
诚然，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文字和文化学习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中国，文化学习是农村提高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然而，在40年代末期的中国，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背景下，农村文化普及或许真的没有土壤。所以，正如先生提出的结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而现在中国社会“基层变化”也正为“文字下乡”提供了条件，使“文字下乡”成为了必须。而先生在70年前提出如此观点真的是太有前瞻性。
先生的另一个观点是“......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个观点的明智在于它提倡的是“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真正考虑到受众特点的教学才能使学习发挥最大的作用，而不只是局限于形式化的学习。由此推广到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考虑到不同国家学习者的不同特点的教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教学。也许这就是汉语教学进一步国别化细化的需要。推而广之，对于我们自身的学习也是如此，真正适合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能力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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