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是封闭、私人、重视人情的，法律在这里行不通。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进程如此快速，可费老的这本书依旧没有过时。很多很多如今存在的社会现象都依然可以用此书解释。
现实中，中国这样的“熟人社会”总会出现类似“谈钱伤感情”的论调，因为涉及到金钱的事，一到熟人这就分不清了。在费老的书中，他提到“集市”的存在意义正是避免熟人间论利益的尴尬，这样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也不无例外。熟人间借钱不打欠条，只是口头承诺；有问题不会走规定程序，更愿意托关系走熟人通道；商业合作也会下意识地避开朋友与亲人，另找他人……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特性，类似“谈感情伤钱”的反常论调总会被当作笑谈，昙花一现地闪过又湮没于乡土本色中了。
与“金钱”相似，有另一个在熟人关系中碰不得的东西，就是“法律”。在费老的《乡土中国·无讼》中就对这个问题深入浅出地分析过，因为“法律”是制裁式的，为了保证社会安定与个人权利，利用刑罚手段对事件做出强制性的公正制裁，而这种“公正”，恰与中国系维着私人道德的社会相悖，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平是带有私人性的，难以做到墨子圣人般的“兼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非儒即墨的竞争中，历史最后选择了儒家。而乡土的诉讼调解，一般是由乡村中权力较大的一方提出调解，对双方进行思想教育，最后令彼此“服气”的做法，这就是“爸爸式”的长老权力。
若是不服调解，还可以找到权力更大的“长老”调解，直到问题解决。这正是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故事。
秋菊因为他男人被村长踢了要害，不服这口气，找了县里的人进行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药费200元，本来这事就可以就结束了，但村长是个好面子的人，将20张10块扔在了地上，还撂下狠话说秋菊捡一张给自己低一次头，低二十次这事就算翻篇。无奈一个犟人遇上另一个更犟的，层层往上告，每一次都是维持原来的结果，但就是低不了村长的头，秋菊由县到乡、到市，最后到了市上的法院，走到了法院途径。市里初级法院的开庭以失败告终，秋菊没有放弃，继续进行第二轮上告，到了中级法院里。在这过程中，秋菊临盆大出血，是村长叫人一起送她到医院中，母子才得以平安，两人的恩怨也就此一笔勾销。但张艺谋神来一笔的就是结尾，邀请村长喝满月酒时，却发现村长被抓走拘捕了15天，全片最后镜头停在了秋菊的满脸悔恨中。
秋菊如此倔强，告到最后，依然是村邻熟悉的“人情”平息了她的这口气，而现代社会中的法治最后却弄巧成拙，将这一次平缓下来的关系再一次打破，他们两人之后的相处，自己已不敢想象。正如费老说的，强行推行法律和法庭的下乡，除非是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所改革，否则“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当代社会的法院也是少有人光顾，在大家心目中，依然怀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谦和思想，问题私下解决就好，搬上法庭的话双方关系真算是破裂了，面子也被撕破了。
面子工程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凡事只要做到“师出有名”，哪怕所做之事与传统规定是背离的，只需要以子虚乌有的名义歪曲它、包装它，为之正名。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表面慈善与品牌丑闻，只要表面承认形式，内容经“注释”的方式改变，就可以实现名实分离。但这种面子又是抹不开的，中国人极其看重的。
对于中国社会，费老真的研究得精透，如今虽然社会快速发展，但想一些解释社会现象依然绕不开这边书。虽然费老有过游学经历，但更多还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踏着中国的土地，经过不间断的采集资料以及分析研究，才成就了这本书王霸的地位。
《乡土中国》一书是费孝通在深入考察了中国乡村社会的背景下，由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由于农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单位，其对于了解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有较大的研究意义。
该书由农村因为向土地讨生活而形成的不流动的本质为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找到了皈依，并由文字下乡的困难这一新颖的论点入手，逐步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社交、道德、家族、政治等现象及其原因，从中可以见到费孝通先生独特的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
我认为由文字下乡的困难入手这一观察的角度非常精妙。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发现了传统的声音传播没有跨越时空的能力，而这一点与费老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一致，也就是说文字是有时间和空间的隔阂才会有的。而在农村这种大家相互熟识、熟知，而且社交圈子小、固定并且封闭的社会的日常中，面对面的交流是常态，这种习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并不需要文字。而用“词”来代表的文化是抽象系统的经验，是人们在文化传承中为了记忆才产生的，而在农村生活中的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和方式并不需要记忆，所以不需要文字，就好比费老在书中举出的他女儿生病靠的是谁也不知道原理的“土方法”而康复的例子，经验的继承考的是耳口相传，用到文字的地方少之又少。但是，农村由于其封闭拒绝了文字的普及，而拒绝文字的普及又反过来加剧了农村的封闭，这种恶性循环在现代中国是不提倡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便开始了扫盲运动，我认为扫盲运动的意义在于提升政策的上传下达的效率，扩大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提升农村发展潜力。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城市化和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广泛推行和逐渐规范，更加需要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新型农村，发展新型农业。农村在新时代要是一个开放与充满活力的地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便使农村在新时代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同时可以通过文字将农村治理的创新与成功经验系统地书写出来，为后来者铺路。
而费老由文字下乡所引出的整个中国农村的面貌除了封闭这一个特点之外，还有的是由个人间情感而紧密联系起来的关系。这一点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我们所熟知的“邻里情感”。我们由亲密的家人、朋友所推出去的关系网仿佛是水波的波纹，将我们与农村这个小社会串联起来，而正由于农村的小而封闭，导致了我们与这层关系网中的每一个人都紧密联系，我们在这种关系网中，有着随着关系亲疏而有分别的私人道德，但是归结于孝悌忠义信等传统道德因素，我们在农村社会中，由于与这些因素的结合，形成了和睦友好的关系，而且更有人情味。但反观现代社会，我们感到陌生人，甚至是邻里和朋友之间，人情味在消退，这种人情味淡的原因又可以反过来证明费老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且不论城市，就连在慢慢受城市文化影响的农村里，人们在学习、工作中，会随时置身于完全陌生并且各异的团体之中，单位、公司、社团、班级等，我们进入这些团体，并且受到不同团体规范的制约，而出了这些我们接触频率甚高的团体，比如碰见邻里，我们便不受到道德和规范的约束，更多地受利益地驱使而选择不去接触，这种不浪费时间在感情上的行为看起来能够让社会运转的效率达到最高，但是这可能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降低，从而不利于营造更加有活力的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和引导人们友善待人，实际上是在如今的社会重新提倡我们传统社会中的精华价值观，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这将有利于长远以及大范围社会合作的进行。
本书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剖析，让我们现代人能够找到我们的根，了解我们本来的样子，但是随着我们接受外来思想和自身社会的变革，我们必须根据具体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取舍，才能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保持者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因为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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