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初中生读后感,儒林外史初中生读后感作文5篇

中考高考是人生的岔路口，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取决于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努力会变成我们手里的选择利器，就是分数。深中还是深外，宝中还是红岭，这些选项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而选择志愿，也并不是学校越出名越好，而是要权衡利弊，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道，“两条路分岔于黄色树林里，可惜我不能都踏上脚步，作为旅行者，我久久伫立，沿着一条路眺望，尽目力所及直到它在灌木丛中蜿蜒而去。”

每一次选择都可能会引起蝴蝶效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重点还是职高，大公司老板还是搬砖工，也许全在一念之间。

儒林外史初中生读后感作文4

我刚接触《儒林外史》，是因为小学的一篇节选课文《临死前的严监生》。

语文老师把严监生和葛朗台相提并举，并告知我们《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严监生就是其中一个具有浓厚讽刺韵味的例子。

当时我只觉得吴敬梓的讽刺写法的`确入木三分，为了油灯里燃着的两根灯油而不肯断气的细节鲜明而生动。

后来又学了《范进中举》，他中举后发疯的丑态更是被作者描写地细致娴熟酣畅淋漓，忍不住重读了一遍《儒林外史》。给我最深印象的不是王冕杜少卿，还是——被数人误解的严监生。

严监生怎么会是吝啬鬼!

他对妻子王氏的两个兄弟出手阔绰，他哥哥严贡生惹了官司，是他出钱打点周旋……看完第五十五回，我认为严监生非但不吝啬，反而慷慨大方得很。就因为节选片段里临死前那两个指头，我们便认为他是古今中外数一数二的“吝啬鬼”，岂不冤枉了严监生?“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这也可以看做是节约吧?

严监生并不吝啬，真正吝啬的是他的哥哥严贡生。严贡生为了赖掉船家的船钱，佯装晕病，把普通的云片糕说成是治疗晕病的灵丹妙药，故意让船家吃下去，反要船家陪他银子。他甚至还在严监生死后强占严监生的偌大家产，那嘴脸真让人不知下何结论。

临死前恐费了灯油不肯断气的严监生，和天天大鱼大肉坐吃山空的严贡生，到底谁更吝啬?我以为吝啬是指对待别人而言，若一个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哪里能说是吝啬呢?

还有范进。

范进没什么文化这点我承认，但在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范进的生活除了中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因此明知科举是独木桥，也要舍命去挤，哪怕被汹涌的河水淹没，也义无反顾。因为一旦过了河，便是康庄大道，从此一生无忧。

严监生也好，范进也好，当然算不得什么雅人高士，或蝇营或苟且，过活罢了。“狂狷名士，逃婚才女，名门基友，冒牌诗人，号哭童生，中举范进，骗财侠客，独居隐士……”彼时的儒林，每个人都被这滚滚浊流裹挟着向前，大部分人就是儒林通行的性格，嫌贫爱富追名逐利。

但想想现在，我们大概就是如此。世上并无桃花源，那么在俗世里做个俗人，便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了。

毫无疑问，在儒林之中尚有一股清流存在。开篇王冕自不必说，杜少卿也是作着墨较多的。我查过吴敬梓生平，发现他本人几乎与杜少卿如出一辙。客居秦淮河畔，仗义疏财，辞官不就。吴敬梓是在杜少卿身上寄寓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吧——万贯家财散尽，功名富贵不求，可这是鲜少人能做到的。

在《儒林外史》里，九十多个人纷纷登场又纷纷离去，他的描写冷静客观，就像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这芸芸众生。

于是我想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并非全为了讽刺，也是实录这儒林众生相。“出生科举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家道中落，数次科考，目睹官场斗争险恶，亲历家族争产风波”，以这样的人生经历，假以十年的光阴，来完成一部《儒林外史》。

我也曾以为当官一定贪赃，而为富一定不仁。后来读完《儒林外史》，也知道在红尘之中每个人都有不得已处，于是学会了自省，也学会了宽容。人生在世，出淤泥而不染很难，举世皆浊我独清更难。

杨绛说“人生实苦”，所以既为俗世凡人，且爱这俗世凡尘。要知道这世间，正如《缘缘堂随笔》中所说的那样：“有明之处必有暗，明多之时暗亦多，戏浓之时愁亦重。”

所以，既有王冕杜少卿，也有范进严监生。

儒林外史初中生读后感作文5

《儒林外史》所写主要是作者所处清初至清中叶“儒林”的生活，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换言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

作为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儒林外史》首重“名流”，中标“明贤”，末述“四客”，塑造了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内文借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是辞征辟的，虽为征君而辞爵自乐和因贫而任的贤着典型，加以迟衡山、武书、虞华轩等一班正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这些人物形象都被寄托了作者的人格思想，那就是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的恶浊风俗之下，为天下所难为，保持一种如王冕那样不为物役，不为俗累的“嶔崎磊落”的人格。

然而作者又深知“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特别是当世风如江河日下之际，“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落得只有“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而这四奇人“既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大概也是作者晚年“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时心境的写照，也是全书于世风日下无可奈何之际“礼失而求野”的象征，其中便有了悲慨的意味。

《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却不以“文”和“出处”的形迹为重，而是以做人的根本——“行”，也既是“德行”为首要标准。由此可见，《儒林外史》品评人物的标准并不是在是否科举，也不在要不要“功名富贵”，而是无论如何，总要讲求“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要紧的”。换而言之，“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全书正真关注的中心。前人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和“批评明朝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宗旨”等看法，皆就其否定的方面立论，殊不知作者立意正大，恰是由一位“匡”太公道出，既“道行是要紧的”。

而这就容易使人误会其主旨在否定“功名富贵”，其实不然。《儒林外史》反对的，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所以《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功名富贵”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把讲求“文行出处”，尤其是“德行”，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作者也深知这是社会心理养成即人的教育问题，责任首在朝廷;又以为求治之道，首在复兴“礼乐”。而无奈自己力薄无法改变，只好借写书聊表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