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宗旨,为民奉献一辈子
20多年来,张桂梅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秉持为民情怀,保持着铸魂育人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用爱心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1975年12月,张桂梅响应党的号召,从黑龙江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在此后的时间里,她把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边陲贫困山区的教育事业。1996年,丈夫去世后不久,张桂梅放弃了在大理优越的工作环境,申请调到深度贫困山区华坪县。从此,她不是一步步走向大城市,而是一步步走向山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越走越偏、越走越苦。来到华坪后,她放弃进入全县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选择在全县师资最弱、条件最差的民族中学任教,并承担起4个毕业班的语文和政治课教学任务。没人喜欢艰苦,张桂梅也一样,但她却选择了艰苦,她说:“艰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越发感受到做好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工作的重要。
她爱生如子!
到民族中学工作,张桂梅面对的是傈僳族、彝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学生几乎都来自大山,家庭贫困,因为缺乏营养,普遍体弱多病。对此,她就每个月轮流带着学生出去“加餐”,她告诉学生:“你们这个时候正在长身体,想吃什么就告诉我。”每次学生们都吃得很开心,直到有一天,学生们吃完饭,张桂梅翻遍了所有的包才凑足了饭钱,学生们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每顿饭仅舍得吃两毛钱一份小菜的张老师、其实并不宽裕。大家无语凝咽,泪眼相望。
2003年,张桂梅还送走了一个特殊的班。这个班有的学生转走了,有的学生回家不读了,有些男孩子晚上还在网吧过夜,老师们对这个班都失去了信心,纷纷要求调离。随着中考临近,张桂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主动请求接下这个班,担任班主任。之后,她进山找回那些不读书的学生,但玩游戏的学生还是管不住自己,晚上总想跑出去。张桂梅横下心来,把行李搬进了男生宿舍,和32个男生住在了一起,既当师长又当家长。早上,她叫学生们起床早操;晚上,她先检查完女生宿舍后,又逐床清点男生人数,才躺下休息。一段时间下来,男孩子们都说就像在家里一样,有个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可是,只有张桂梅知道,住在男生宿舍里的那几个月是怎样熬过来的。为更好照顾男生的起居,每到下午张桂梅就不敢喝水,担心晚上起夜时学生趁机溜出去,而且男生们粗重的鼾声、梦话声和臭脚味,常常使她睡不好觉……。她的辛劳没有白费,这个班在中考时22个学生考到了500分以上。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不幸总是缠绕着张桂梅。1997年4月,她被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已经像5个月胎儿那么大,需要立即住院治疗。但为了不耽误初三毕业班的教学进度,她偷偷地把检验结果揣进怀里,继续坚持站在讲台上,直到7月份把4个班的学生送进中考考场后,她才住进医院接受手术。为她手术的医生从她体内取出重达2公斤多的肿瘤时,眼泛泪花,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这样一个薄弱身躯熬过这样的疼痛:她腹腔的器官全都移了位,肠子已经粘连在后壁上了。手术后,医生反复叮嘱,一定要静养6个月以上,可仅仅24天之后,张桂梅又站在了她热爱的讲台之上……。
时代楷模张桂梅的传记《张桂梅》读后感3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急地说。
张桂梅最初以为,女高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只会僵硬背诵,需要“一个老师帮她们点一下”。她咬咬牙,请长沙的一位名师来女高讲课,一天给3万元课时费。这位名师带过的毕业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饭也要把这些老师请来。结果他来了以后,啪啪讲完,学生们都傻了,一点也听不懂。是他讲得太高深了吗?还是他的思维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给他的学生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孩子就不行。”
杨文华对此解释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师来华坪教课,也会把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涂。他对这些学生的基础薄弱情况、学习和行为习惯都不了解,用针对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那一套来教大山里的学生,这些学生听得懂吗?”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在杨文华看来,张桂梅不鼓励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女高老师们“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外面学校的老师待遇更好,而女高是个讲奉献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后心收不回来怎么办。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某某学校把我老师的心搞乱了。我就和她说,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么坚定,百毒不侵,你怕什么?”
时代楷模张桂梅的传记《张桂梅》读后感4
云南一位县级领导在教育局工作的时候,有幸和张老师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2008年香港教育工会组织了“向张桂梅老师学习分享活动”,一行30多人到了儿童福利院看望张桂梅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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